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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博水晶宫学子论文:“媒介生态”和“媒介环
 

  媒介生态学是媒介研究的分支学科,是“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负责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的一门新兴学科。(1)20世纪的30年代,世界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出版了其代表作《技术与文明》,一般认为他“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最早包含了“媒介生态学”的思想,而其它的奠基人还有埃吕尔、英尼斯、麦克卢汉等人。(2)

  令“媒介生态学”真正成为一个学科的是尼尔?波兹曼,因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学术著作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以媒介生态学项目为名在纽约大学设立了研究学位课程。他自己的许多著作都是对本文所提及的所有媒介生态学经典著作充满智慧的诠释、整理和综合。

  媒介生态学顾名思义,借鉴了生态学的基本思想,首次以现代意义使用“生态”一词的是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20世纪晚期,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万博水晶宫。(3)其实,“生态”这个词自身就包含了各种要素之间和谐、平衡和健康发展的意思,“现代生态问题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接踵而至,随着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4)因此它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这与“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文化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生态学的思想借鉴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生态”与媒介的结合便显得十分自然。

  当然这种结合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是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与生态学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用以反思由于技术的大发展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企图将人们从工业机器中解放出来,重建人类生存的和谐状态。所以思考技术作为人们生存环境,万博水晶宫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代表人物是上面提到的芒福德。随后,有学者不从关注技术对人们生存环境影响的角度出发,而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代表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继承了芒福德的基本思想,将“技术决定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来说,就是媒介是技术的主要代表,媒介的产生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感官的均衡状态,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环境,影响社会的发展,至此,麦克卢汉便最先提出了“媒介生态学”的思想。

  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但中西方学者对概念的理解和异同的认知是有不同的。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在媒介生态学的范畴,西方学者有两个关注点,一是技术或者说是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对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影响;二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反思技术理性,企图恢复人的本性和人类与社会各子系统和谐健康的关系;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定的互补关系。尽管关注点有差别,但西方学者的研究以人为中心,同时都围绕着技术或者媒介技术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媒介本身作为一种生态环境,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在他们眼里,“媒介生态”概念实际上就是将“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不同的媒介产生不同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认知世界、感知世界的时候,并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而是出于其符号结构之中,我们使用某种媒介就是适应了它所构建的符号系统;另外,“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并不在于一种媒介或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而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5)多种混合符号产生的符号环境对人们的影响显得更加复杂。

  波兹曼曾经提醒人们主义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和有语言、技术和其它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的本身。可见,“媒介生态”在西方学者那里基本与“媒介环境”是同义词,这与波兹曼定义媒介生态学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海克尔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的时候,他将生态一词用做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可见,“生态学”的核心是“互动”,即各系统之间的互动,但“媒介生态”在西方学者那里,论述主要集中在技术或者媒介对文化和对人类的影响,或者说对媒介的使用本来就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对人类产生影响,是“媒介作为环境”甚至“媒介作为文化”;他们大多持批判性的、技术悲观主义的立场,从芒福德到英尼斯、麦克卢汉,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波兹曼、梅洛维茨等,对媒介技术的到来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惊恐万分,除了少数学者如莱文森等例外,他强调“补偿性媒介”能够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6);而对文化或人类对媒介的反作用论述不多,互动的观念并不强烈。研究的以人为中心可能是源于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化本身,“《圣经》‘创世纪’篇描述了上帝把控制自然的权利交给亚当(人类的代表)后,人与自然就确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7)即西方长久以来崇尚的“个人主义”精神,影响了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取向——始终把人看成最重要的,看作中心;此外,媒介生态学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与西方重视技术理性有关。“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理性逐渐战胜感性、突破感性的过程。”布洛克将人类文明分成三个部分: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新世纪(20世纪)。

  (8)三个时期的理性认识都是不断加深的,到工业革命时期理性达到了一个高度膨胀的时期,特别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随着而来的技术理性,一方面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却使人们产生“异化”,成为机器的奴隶。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尽管理性在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理性的不断发展和积累未必是一件好事,西方人正“越来越锁入理性化的‘牢笼’”。(9)于是人们对技术理性进行反思,研究技术、媒介技术对文化、社会、人类的影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而文化和人类对媒介的反作用则被忽视。西方学者所忽略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对媒介的反作用,或者人类对媒介的使用方式、社会意图等对“媒介生态”的构建和平衡发展恰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媒介生态”这个概念“互动性”的特色。

  而中国学者在引入媒介生态学的时候,与西方学者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子。我们的研究以媒介为中心,主要研究影响媒介存在和发展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受众因素等等。我认为,这种研究方向的关注点是与中国的国情相关的,同时也归因于邵培仁教授的两篇媒介生态学“开山之作”为以后媒介生态学术界所定下的基调(10)。借用生态学的学科思维来研究媒介在中西方是一致的,但中国的媒介生态学对西方的研究并没有继承和延续的关系。

  在中国学者那里,研究路子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认识与西方学者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有学者对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崔保国在其文章《媒介是条鱼》中曾经论述到(11):“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毕竟只是一家之言。总体来说,中国在媒介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与西方对比显得薄弱得多,特别是对理论的本体进行研究的论文很少:“中国在媒介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与分支研究相比,本体研究的论文数量就有限得多,共12篇,占27.2%,其中也包括邵培仁的两篇开山之作。对媒介生态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理论体系来说,这寥寥数篇的研究,能否把其理论根基夯实,还是个问号。”(12)因此“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概念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学界仍然很少人论述,处于模糊不清的境地。

  难得的是,“媒介生态”的概念在中国学者的论述那里更多地体现了互动的特色,如崔保国上面的论述和邵培仁教授在《媒介生态的五种观念》中提到了“媒介生态互动观”(13),但在实际研究中是否真正表现出“互动性”的特点,却值得商榷。即只重视媒介周围环境与其的互动,而忽视了媒介自身所创造的符号环境或所创造的特殊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我认为“媒介生态”与“媒介环境”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崔保国认为“媒介环境”包括两部分,“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这实际上就包括了西方学者的“媒介环境”概念。这应该是比较科学的媒介环境定义,西方的“媒介环境”(或者他们眼里的“媒介生态”)只是狭义上的“媒介环境”。见下图:

  而“媒介生态”这个概念,其中与媒体产生一定互动关系的非物质环境都可以是“媒介生态”里的要素或子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技术的使用、文化等方面,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媒介生态”。可见,“媒介生态”更强调“互动性”,而“媒介环境”更强调静态的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媒介的生存环境和“作为环境的媒介”(狭义的媒介生态)这两个方面是有联系的,是互相影响的(如上图所示)。有学者指出,“这两种环境生态,通过与媒介系统的互动而具有时间发生上的先后意义。”14)即媒介赖以生存的生存环境(物理环境)首先会产生变化,使媒介系统产生自适应和调整,媒介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因而产生变化,最终媒介产生的意义环境也会发生改变。其实这种改变并没有先后,两者处于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中,其结果会改变我们生存的物理环境。

  西方的生态理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14)没有体现“媒介生态”的互动性,专注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和人文主义的反思,将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育,忽视了社会控制等政治经济重大因素对媒介的反作用,在“诠释现实时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15)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批评过这种倾向:“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万博水晶宫”(16)

  中国的学者在研究媒介生态学则与西方的研究形成了互补,在西方学者忽视的领域大做文章,重视政治、经济因素对传媒影响的分析,但又减少了对媒介本身影响的关注,对媒介造成的拟态环境关注不够。因此,中西方学者研究如果得到互相补足,“媒介生态”将会更接近“生态学”(Ecology)本来的意思。如上所述,媒介的生存环境与媒介创造的意义环境是一个不断影响的过程,广义的媒介环境应该在这个角度上得到构建。

  1)5)7)14)15)16)《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单波王冰,《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

  2)4)《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林文刚,陈星译,崔保国校,文化研究网

  3)11)《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崔保国,《媒介观察》,2003.10

  8)《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石义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p8

  9)《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瑞泽尔,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27

  10)13)《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邵培仁,《新闻界》,2001.5

  12)《中国大陆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叶芳,庾月娥,《新闻知识》,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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